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述评与前瞻
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议题持续深耕，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意蕴，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当下既有研究在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分期、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以及提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后续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与研究参照，但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视角方法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现实问题的回应与研究等方面仍存在较为广阔的提升空间。鉴于此，学界应当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阐释、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视角方法、直面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以高质量研究服务和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之后，学界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多方位梳理和细致审思，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面貌，彰显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议题的高度学术自觉及理论关怀。为更加准确地了解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态势和概况，本文在整体把握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回顾与梳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创新空间和研究进路，以此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作里首先使用的“Modern”（现代）一词演化发展而来的，其在英文中具有“使成为现代的”之意。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的追求方向，不仅是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逐步过渡的世界历史过程，也是伴随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人的思维和精神世界等日益变迁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形成和确立。
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历史来看，其最早盛行于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与欧洲，如丹尼尔·勒纳、阿尔蒙德、帕森斯、沃勒斯等一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聚焦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工业化社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现代化理论，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研究的著作。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背景下崛起、充满着浓厚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理论集合，西方现代化理论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也没有建构起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合理性，试图凭借一套自身强行打造并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方案将第三世界国家战后发展纳入西方主导的发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竭力影响和诱导二战后新兴国家的发展方向。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挑战—回应”中形成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19 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冲击，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现代化的学习思考，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场，一个灾难深重的古老国度在如何冲破重重难关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进行了艰难探索。据考证，“Modernization”一词最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当时并没有被译作“现代化”，而是与“西化”“欧化”相互通用的概念。受五四运动先进思潮的影响，“现代化”概念在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中时有出现，在柳克述撰写的《新土耳其》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也标志着以现代化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我国早期知识分子除了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外，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提出和讨论了若干重要议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被誉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的《建国方略》中，不仅对未来中国工农业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实现现代化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构想，还阐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但这些探索终究是处于外来强势文化威压下的被动效仿和回应，缺乏对我国特殊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理性反思，因而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20 世纪30 年代初上海《申报月刊》第7期刊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杨幸之、吴觉农、戴霭庐、张素民、董之学等一批知识分子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现代化中的“工业化”意义等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一讨论虽然对于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实现途径等问题尚未形成统一且可操作的认识，但在推动“现代化”概念的普及和运用、启发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刻表现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变革趋势的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39）等从史学领域出发探讨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理解，并将这一概念运用在革命话语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使用“现代化”概念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例如毛泽东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使用“现代化”这一词汇，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1]，周恩来也在其著作中多次明确使用现代化的提法。虽然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仍处于民主革命的尖锐斗争中，进行较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时机和条件还不具备，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尝试在局部执政地区探索现代化建设。此时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强调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推动和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李达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胡绳的《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1944）、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47）等史学论著，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把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研究同现代化的研究紧密联结起来，极大拓展了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聚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这一历史性目标。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3]。由此“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固定概念和表述。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深化拓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持。虽然这一时期党带领人民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但由于当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不足，科技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加之“苏联模式”阻碍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受到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左”的思潮的束缚，许多关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策和思想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并未真正构建起独立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之初，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探索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 年3 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麦克唐纳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这一新概念，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这一提法概括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此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与战略安排。在政策鼓励和解放思想的氛围中，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广泛传播，大量西方现代化理论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著作被翻译引进，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滕尼斯、帕森斯、罗斯托、英克尔斯、西里尔·E.布莱克、塞缪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并在广泛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源和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开始了对我国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罗荣渠从探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架构出发，以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代替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元单线”的观点，主张把一国现代化同世界大变革的进程融通起来，在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比较中把握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等。这些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理论成果极大改写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既定论断，促成了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他编著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1992）、《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1993）、《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3）、《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7）等会通中西、融合史论，成为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钱乘旦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7）、《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1999），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1999），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化》（1999）、许纪霖的《中国现代化史》（2006）、《现代性的多元反思》（2008）等专门研究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著作也相继出版。经过罗荣渠和其他学者的耕耘，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一度掀起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热潮。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族复兴的号角声中阔步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问题实现了创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认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5]党的二十大沿用这五个方面的概括，并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加以明确[6]。在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议题持续观照，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如何爱国的《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2014），王立胜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辛向阳的《中国式现代化》（2022），张占斌等编著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2022），蔡昉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路径》（2022），洪银兴的《中国式现代化论纲》（2023），张神根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2023）等。这些著作在总结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视野和现实维度开展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从全球、国家和区域的视角分别考察其宏观环境和微观效果，并着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鲜明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模式选择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新意的学理性阐释，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百年宏大叙事，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与重要素材。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题域研究的逐步深化，相关成果也逐渐充实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从1980 年至今，相关主题文章共1.4 万余篇。其中，从1980 年至1990 年相关研究文章共482篇，1991年至2000年共2572篇，2001年至2010 年共4350 篇，2011 年至2020 年共3780篇，论文数量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2021 年近似主题文章数量达800 余篇，2022 年直线式上升至2600 余篇，达到自知网收录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峰。近年来，学界大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基本特征、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理论论证和学理阐释，这些研究对全方位、深层次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7]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其生成具有多重逻辑维度。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何以生成”这一核心论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历史是现实的源头，任何现实的变革无不是历史演进的客观结果。有学者立足“大历史观”视野，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历史境遇中开始寻求现代化之路的。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既形成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也奠基和实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8]。有学者从党的百年奋斗史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就是对现代化的探索由行动上的被动走向精神上的主动，再到行动上的主动的历史。我国现代化由最初的学习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被动状态，走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追求民族复兴的主动状态，由最初强调工业化，走向了整体实现“四个现代化”，由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格局[9]。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理论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的研究，学界主要围绕两个角度展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虽然很少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但他对现代化有着实质性的理解，既没有完全站在西方立场看待现代化，也没有仅仅从某一“学科”角度来审视现代化，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总体而全面的考察[10]。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践是在与社会主义发展基本理论逻辑的相互促进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的执着坚守，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贯彻，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11]。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包含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入探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丰富和发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宝库[12]。也有学者从“两个结合”的视角进行阐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进行独特性创造的发展过程[13]。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文化逻辑。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文化渊源、革命文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精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应有之义三个方面展开阐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14]。也有的学者从传统文化根基的微观视角出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并提出我国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出全新道路，规避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根基[15]。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是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学者们大多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以下观点和认识颇具有启迪性和创新性。
第一，从整体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有学者从综合性的角度来理解，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现代化的一般性特征，又有适应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更有着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本质要素、中国特色要素和现代化一般要素的一种综合性再造[13]。中国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探索与文明实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发展之路，是党的领导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与市场配置力量的整合和凝聚，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文明之路，是推动文化传统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是开放包容、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之路[16]。也有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了总体性阐释，认为它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等各个领域不断取得“现代性”因素所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世界普遍价值的系统性、科学性、开放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17]。
第二，从比较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基于现代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同考量，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国情、时代条件、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关于现代化的战略、体制、道路往往不尽相同。有学者强调，不能将西方现代化的现象与事实直接等同于现代化的历史本质，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主要表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物质生产现代化、开展社会建设现代化[18]。还有的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为对象加以比较，认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有别于人口体量相对较小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有别于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有别于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19]。有学者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同苏联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亚洲“四小龙”现代化模式以及印度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客观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显著优势[20]63-87。
第三，从概念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学者们在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近似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提出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有学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本质角度提出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普遍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从发展途径和发展方式的角度提出的，强调的是我国现代化的特殊性[21]。也有学者着重理清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逻辑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认为“走自己的路”内在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一切共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体现，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是从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的逻辑视角提出的，既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而言的“中国式”，又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言的“新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持和深化拓展[22]2。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个不同方面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基于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和历史传统的中国特色。基于这一规律性认识，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原则和理解方式，厘清这些特征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第一，两特征说。有学者认为，对于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许多国家来说，快速实现现代化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似乎难以兼得，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快速发展与相对稳定之间达到最大平衡，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时空压缩”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稳定，并且能够洞悉并利用独特的制度安排以驾驭资本逻辑，跨越新自由主义布下的陷阱[22]175。有学者从独特性和超越性两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突出特征，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一独特的政治保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独特的理论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共同富裕这一独特的价值取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对“现代化即西化”认知逻辑的超越，又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质上相异，更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发展困境，因而体现出鲜明的超越性特征[23]。还有学者基于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探索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深刻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24]。
第二，三特征说。有的研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不断创造人类发展新奇迹的道路，具有三方面的鲜明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间奇迹的史诗级现代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也是自主原创性的现代化[25]85-91。有学者认为，在百年探索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世界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又符合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规律，同时还体现了中国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人本逻辑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线，把人的现代化作为特有的目标；是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是富裕程度差距逐步缩小的现代化；坚决摒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26]48-58。
第三，四特征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蕴含着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内在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彰显文明的人道性；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排他的现代化，彰显文明的开放性；是全面协调而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彰显文明的系统性；是和平发展而不是国强必霸的现代化，彰显文明的和平性[2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在目标上注重长期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在模式上体现出学习型与创新型高度融合，在布局上体现出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过程，在战略上注重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互动[28]。
第四，五特征说。中国的现代化主要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后发赶超型、发展不平衡、错失三次重大机遇、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五个方面的特点[29]。多数学者均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征展开论述，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虽然带有现代化的若干共同性，但却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巨大是最大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重要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鲜明特征、形成人与自然共生共美的新格局、坚持和平发展与致力合作共赢五个方面[30]。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价值是基于客体能否成为主体所追求的对象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维度来对客体进行评价的。学者们主要从创造意义、超越意义和示范意义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涵括的深刻价值意蕴。
第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有力充实和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不仅进一步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使科学社会主义走向当代高峰，还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出巨大吸引力，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3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既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为破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示范，又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引领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进而生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3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且塑造和引导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的时代精神。[8]也有学者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性向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意义，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着对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关怀，并且这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考量之中，并且成为它独具特色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便集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价值导向上[33]。
第二，对西方现代化和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意义。很多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意义主要表现为四个维度：从少数人的现代化到多数人的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彻底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的现代化，在旧有的世界格局下，全面学习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依附性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元论谬误；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角度看，目前全世界已进入现代化的均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将西方现代化从“唯一”模式还原为“之一”模式；从霸权崛起的现代化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的角度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主动发起战争的历史，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向世界树立起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模式[26]58-62。关于对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意义，有学者指出，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存在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权力过度集中、盲目个人崇拜等主要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单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思维，打破了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适性与唯一性，使得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了多种选择，为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参考和新借鉴[34]。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示范意义。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出现，赢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矛盾、陷阱和悖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不仅有力破解了二战后一些国家面临的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性之间的悖论，也破解着所谓的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亨廷顿悖论”，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扫除了阴霾[25]158-163。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化和既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运行之下，没有像依附理论那样闭关锁国地进行现代化，没有完全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脱钩，也没有像经典现代化理论那样通过采取私有制、全盘西化和激进式的改革来实现现代化，而是在保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式推进，不仅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和参考的反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路，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发展和转型思想的灵感源泉[20]58。还有的学者从双循环的市场化改革、高质量新型工业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希望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选择、为渴望和平稳定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执政经验、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坚定信仰的力量，创新发展的志气骨气和底气[35]。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和探索性事业，也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把握根本要求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群众，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和领导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36]。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道路自信，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保持革命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朝着既定奋斗目标前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战略主动战；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37]。
第二，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38]。二是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确保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效衔接，形成民主程序的完整制度闭环，全面提升人大代表的民主实践能力，保证党、国家、人民意愿和行动的同向同行、上下联动，进而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39]。三是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增强信心，用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愿景构筑同心，用中国式现代化创新理论铸凝民心，用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精神砥砺人心，以此铸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40]。四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化所有制改革、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宏观领域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坚持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41]。五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治理体系改革，推进生态治理法治建设，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加强生态治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领导干部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和水平[42]。
第三，在与世界现代化的交融互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拓展与深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日益密切，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交融成为这一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一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抛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自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摒弃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在促进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合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43]。二是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与发展方向，辩证审视并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牢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基于文明交流动力，坚持世界历史眼光，秉持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果；基于结构性矛盾动力，积极发展现代智能文明，推动智能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对接与深度融合[44]。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启发性的理论成果。可以说，争鸣与共识同在，成绩与问题并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已取得的成果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力度和广度，还是在研究的范式、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仍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这些方面的研究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探索中逐步得以回应与填补。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分期。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是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内容。学者们紧密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和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分期进行了探讨，其中既有分阶段的研究，又有整体性的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多数学者根据党的百年奋斗史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但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起点问题上形成了诸多见解，有的研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划定为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起点，有的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有的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起点界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几类不同阶段的划分，体现着不同时期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面貌，有助于学界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全面具体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出场和时代内涵。
第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提出后，学界从历史、理论、实践、价值等视角出发，一方面，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积极评介国外学者相关理论资源和经验；另一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基本特征、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进行了多方位理论论证和学理阐释，特别是把中国式现代化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以及当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横纵向比较，充分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超越意义。虽然不同学者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论也各有殊异，但这些研究成果在相互融合贯通的基础上，系统勾勒了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谱系，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加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研究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底蕴。
（二）既有研究尚须拓展的空间
虽然学界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却步。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些许不足与疏漏，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一，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有待拓展深化。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展开学术探讨和理论阐释，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整体性认知不足，所述思路和观点中重复性的内容较多，缺乏学理上的深度剖析，呈现出零星而不系统、浅显而不够深入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考察较多，而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契合缺乏深度思考，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上也相对匮乏。尤其是在概念界定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宏观式或抽象性的论述，但是对作为该议题研究基础性前提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缺乏具有普遍说服力的、清晰明确的厘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关联性极强的概念在不同研究场域中等同混用或交替使用的现象依然存在。
第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亟需优化。通过文献考察发现，学者们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研究上，且基本停留在单一层次和横向水平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地位、意义等不同要素并排罗列，并未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缺乏对各层次间相互逻辑关联的思考，且各要素和内容之间的划分标准不甚明确，常常相互交叉。比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定位与阐释，不仅大多含混在内涵和特征之间进行简单的概括，而且较多以学理分析为主，涉及实证研究、实证调查和定量分析的成果较少。尤其是缺乏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深层交互对话，仅仅停留在论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理论观点和学术内容来丰富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特别是由于各学科的立场和语境不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难免各执一端，致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多是单一逻辑的研究而非综合性研究，处于不同程度的发散状态。
第三，对中国式现代化现实问题的回应与研究不足。既有成果主要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展开。但多数囿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将思想的挖掘与现实的对话分开。在实践层面原则性和概括性的对策建议较多，微观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较少，且在框架和内容上存在同质性过高和空对空、两张皮的问题。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方式展开，现有研究对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面临的瓶颈缺乏系统的思考，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部分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依托党的报告中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内外环境的论述，在理论层面较为宏观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时代意涵并未予以专题式的深度解析，也由此使得问题的剖析与对策的提出呈现出彼此隔离的状态。
（三）新时代新征程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第一，要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阐释。一是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相近概念的科学厘定和辨析。概念既是基本的理论认知，也是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只有将理论研究基于明确的概念基础上，才能清楚界定理论研究的范围及理论的适用性。要从学理化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概念进行清晰化、规范化、学术化的剖析，讲清楚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避免这些概念的混用和误用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深入进行产生不利影响。二是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原则，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深入挖掘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著作中关于“现代”的概念和“现代化”的思想观点，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相互关联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置于中国本土语境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同时要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比较研究，科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理根基。三是突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提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45]这一重大论断。我们要以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比较为着力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轨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认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深化研究，深入探究其底层逻辑与层级架构，系统阐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形成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和思想穿透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第二，要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研究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作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性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要立足“学科本位”的立场，勇于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改变突破单一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狭窄视野，开展多学科交叉复合研究，突出研究视角的整体性和多元化，推进不同学科间展开对话、整合与融通，实现学科知识的交叉联动。比如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同及其生成机制，从教育学视角运用现代文明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等专业知识，研究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教育和鼓舞人民，从历史学视角研究现代多民族国家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与实践经验，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如何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心理和情感认同等。特别是要注重从多学科专业视角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最新理论成果进行深层次探析，不断更新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议题，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空间。在研究方法上，要依托跨学科协作，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储备，将社会调查法、实证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引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依托数字技术和共享平台的支撑来应对多样化的数据形式，通过开展社会调查、设计问卷调查、设定评价指标、进行结论假设、结合数据分析、组织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加强实证类中观或微观层次的应用型研究，多角度观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状况，科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精准测度与衡量，在内涵和外延上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多样的方法支撑和技术支持。
第三，要直面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灵魂与使命所在。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要以回应和解决当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深化思考、提出对策。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属性，利用创新的思维和与时俱进的眼光，敏锐洞悉并深刻剖析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系统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备的独特机遇、显著优势和阻滞其发展的重大风险。例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发挥信息化数字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驱动作用，如何看待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老龄化问题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哪些新问题新挑战，怎样通过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怎样通过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推进更好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动能新优势，如何理解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人的素质、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应当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实现高质量提升，以哪些方式更好发挥人的现代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等等。要在对问题进行精准把脉的基础上，立足不同领域持续深入地加强微观研究，结合实践的不断变化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对策，既避免研究不够细化、同质化过高等问题，又在实践层面以全面切实管用的路径策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进而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远航中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到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步骤和路径，深刻阐述和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不仅我国社会各界和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度持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在现有基础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且也引起了维克多·梅耶斯、马丁·雅克、谢尔盖·乌亚纳耶夫、格雷戈里·拉布兰克、亚伦拉贝那、爱德华多·雷加拉等一大批国外著名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色、优势以及对全球发展的意义等各抒己见，也有西方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形容为“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模式”“现代化3.0”。但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阐述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整体脉络的基础上，仅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观点进行了概括梳理，总结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贡献与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并尝试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这旨在帮助学界从整体上更为清晰地把握和了解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权威前沿成果和未来发展走向，进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发。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成果在持续动态更新，因而文中所涉及的观点与相关论述难免有未尽之处。实践创新永无止境，学术探索永无止境。党领导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也必将随之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这需要学界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肥田沃土中深耕广拓，密切追踪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难而往之，集聚研究合力，攻克学术难题，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上力争取得更多精品力作，以高质量的研究服务和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大推动作用的崇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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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慧芳（1974—），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白茂峰（1996—），男，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